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生命“摆渡人”等待“上岸”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书。
人体器官捐献治理工作体系。
红网时刻通讯员 罗巧倩 记者 王嫣 长沙报道
从2003年开始探索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到如今，在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和协调员治理工作这条路上，我国已走了19年。
随着人体器官捐献的概念越来越被社会公众熟知，投身于这项事业的人们也慢慢走进公众的视野，由于人体器官协调员的工作联接着死亡与新生，他们被称作生命“摆渡人”。
2010年登上这条“渡船”的郭勇还是在读研究生，因为离毕业还有一段时间，导师介绍其加入协调员队伍，可令他自己没想到的是，在这一行里，他一干就是12年。
如今的郭勇，成为了湖南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之一、湘雅二医院人体器官获取中央（以下简称OPO）负责人。24小时随时待命、陪同捐献者的家属办理捐献手续、在手术室陪患者走完最后一程……成了郭勇生活的重要内容。他深知：他的工作就是要和死神抢时间，必须快一点，再快一点，才能跑赢死神。
在无数和郭勇一样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共同努力下，湖南省内器官移植捐献案例数由2012年的31例了，增长到了2016年的426例。2016年湘雅二医院OPO的器官捐献例数居全国第二。到2018年，湖南省器官捐献案例数目达到了535例，相称于每两天就三台器官移植捐献手术，通过生命的接力，这些患者重新获得了“新生”。
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有时候，一句话说出口有千斤重。对于郭勇和同事们来说，每一次成功移植的背后，其实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更多在生死边缘上挣扎的人。而作为生命“摆渡人”的他们，也在等待“上岸”，渴望被更多的社会大众，发自心底地认可和理解。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流程。
湘雅二医院人体器官获取中央办公室内白板，记载了团队的工作完成情况。
共情与抽离
2018年，郭勇团队做的一个案例被腾讯和国家治理总局选中拍成了公益广告——17岁高中生叶沙（化名）捐献一肝两肾心肺角膜救助了七名病患，其中五人经召集组建了一支篮球队，完成叶沙未竟的心愿。这一案例在当时轰动全国，但捐献协调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
一开始OPO队伍去的时候叶沙的父母果断反对，甚至骂哭了队伍里的一名女协调员，她说，“勇哥你别来了，我被他家里骂了”。郭勇回忆，“我说骂哭了，你找个地方冷静下，不要跟他家里再交流了。”过了一个小时后，叶沙父亲服从高中同学的建议又打来电话同意好好谈。
这样的曲折郭勇和团队里其他协调员都经历过很多，由于家属甚至医院内同事对器官捐献工作和协调员的不了解、不信任，他们往往会遭受患者家属冷漠的对待。
郭勇（右一）团队正在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湘雅二医院OPO办公室的安佳秀医生就有过被家属不理解的经历，“当时作业完已经很晚了，我一个女孩子在那个时候被一群男的围在太平间门口，只能依赖电话求助，还不敢直接或是明确地说自己面对的威胁，心里恐惊是肯定会有的。” 但面对家属的为难，安佳秀同郭勇一样，也选择了理解。她觉得面对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家属情绪激动在所难免，换位思索后，也就对患者家属多了一份包容。
在安佳秀和郭勇的讲述中，“同理心”一词被反复提及。协调员需要较强的共情能力，才能得到家属的亲近和信任，进而与其沟通。
安佳秀认为器官捐献协调是一个“不断地去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专心去感知家属，真正了解家属的需求是什么。”郭勇也相信，只要表达出足够的真诚，大部分捐献者及其家属对器官移植捐献事业还是理解和支持的。
但同理心也让他们承受莫大的心理压力。协调员天天面对的都是哭泣，病患家属需要在生死一念间挣扎着做抉择、和过去割舍、离别。那些遗憾、不甘、后悔、愤怒、绝望、无能为力的情绪在无形中影响着协调员，日复一日地攻击着他们的心理防线。
对于协调员来说，“抽离”是必须把握的能力。他们中，有人压抑自己直到捐献完成后再去悲伤；有人能将几年前案例的细节都记得清晰，回忆便泣不成声；也不乏协调员扛不住压力选择调岗，离开了这条“渡船”……
为应对这一问题，郭勇提出，希望医院能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和解压机制，为OPO办公室的协调员进行专业的心理评估和疏导，从而保证大家都能以更健康的心态继承开展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
奔走与等待
除了心理压力，紧张的工作本身也注定了协调员的生活将不同于一般的医护工作者。
OPO队伍每次出差一般会外派两名协调员，3名医生和1位司机，其中1位医生负责判断死亡。郭勇介绍，团队队员开的车程加起来一年达30万公里，相称于绕地球赤道七圈半，或者来回长沙和北京两地100个往返。
OPO职能介绍和服务区划分。
安佳秀从2015年开始做协调工作，最初负责邵阳武冈片区，从长沙到武冈的车程将近5个小时，往往做完捐献便已是深夜。
“那时都是自己送家属、协调火化。然后返程时已是凌晨，大家都很困了，就轮流开车。”安佳秀回忆，湖南冬天阴冷，他们开累了就停在服务区，淋着小雨下车跑一圈，精神了再继承上路。“有好几次都是腊月二十八、二十九，大家都想赶在年前回家，早点回家团聚，弥补对家人的亏欠。”
除了OPO办公室的协调员们，中南大学负责遗体捐献协调的潘爱华教授、长沙市爱尔眼库负责角膜移植捐献协调的杨丽红主任和李炜医生也常常在年节期间接到工作任务。
被喻为“生死摆渡”的工作免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奔走”。比起“奔走”，“等”更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协调员需要365天24小时待命，“随时做好预备，当工作来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下一刻就有捐献，他们几乎没有休假，更少有私人出游。随时会响起的铃声将身为母亲的安佳秀和杨丽红从孩子身旁一次次叫走；使以前睡着便听不到手机响的李炜天天因担心睡不踏实；让郭勇团队的成员们一年里熬了近120个夜……
在每一次协调捐献的过程中，“等”也是郭勇最不喜欢的环节。“最难受的是家里面四五个人，有一部分人同意，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还有一小部分人没到，让我等他们商量，结果他商量一天没出结果，两天也没出结果。”郭勇说，最长的一次，他们等了七天，在长沙和新宁来回了四趟。“这种病人就像秋天的树叶，风一吹就会掉下来，只是还没掉下来。”等最后一刻病人逝世，家属迟来的同意也就无济于事了。
比起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他们更遗憾的是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又一次错过了被“挽救”的机会。
情怀与生活
在生死的宏观命题前，“摆渡人”自身的需求往往被忽视。
爱尔眼库的杨丽红主任介绍，2016年9月，眼库挂牌成为湖南省红十字角膜捐献爱尔眼科接受总站，但直至如今，专职角膜获取的协调员仍没有明确的归属认定和完善的治理规范。由于角膜捐献在医学领域实际属于组织捐献，在获取和移植等详细操作内容上也不同于人体器官捐献，没有相关处理办法的指示，眼库和红会只能参考已有政策和规范开展工作。
眼库目前只有杨丽红和李炜两名协调员，除了角膜捐献的协调登记，他们还要负责采集手术、宣传和行政工作等等。与繁重的工作相对的，是协调员的薪资水平和晋升渠道缺少明确的规范。安佳秀也透露，即使是在治理相对完善的OPO，协调员的待遇依然比不上临床的护士。
爱尔眼库办公室，杨丽红（左一）、李炜（右一）正在整理捐献者资料。
虽然协调员们私下里也会偶然抱怨、宣泄情绪，但对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这份工作，他们仍旧怀着真诚和希冀，谈及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安佳秀坦言自己也不明确，但她相信跟着国家的政策走，一切都会慢慢走上正轨的。
郭勇没能读完博士，可能也没办法回到手术台前，尽管与最初的设想有差距，但每次想到这份工作承载的意义，他表示自己仍旧愿意坚持下去。
郭勇坦言，湘雅二医院OPO办公室的协调员们在人体器官移植捐献志愿登记工作刚展开时，就早已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在他们看来，器官捐献是生命的礼物，是生命的延续。他希望有更多人能加入到这份有意义的事业里来，为更多正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患者搭建起生命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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