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年起，有一本书，像某种带有疯狂基因的病毒一样，在中国的图书市场泛滥开来。这就是《致加西亚的信》。它的书名布满着哲理、圣洁与睿智的意味。书的装祯也很美，淡雅而有趣，内页还有心旷神怡的卡通插图。在一两年间，人们疯狂地购买它，书商们也疯狂地翻印它。它的中文版本已经很难一下子说清晰有多少种了。

　　这本瘟疫似的书让无数人笑咧了嘴。所有的老板都对它很满足。它简直是在最合适的时刻出现在中国的。这本书，在作者生前（他不幸死于1915年）就印了4000万册，那么自它1899年问世到今天，一百年来，它在全球估计就会以数亿或数十亿的印数，将一种散发着魅惑香味的瘟疫带给人类。

　　这本书终于在新的世纪登陆中国。首先要笑的是大大小小的中国老板们。本来，中国在文化上是个道义国家，即便是在皇权时期，也少有阿谀逢迎的文章。一个文人，若写了这样的文章，一生就会留下洗磨不清的污点。至于阿谀富人的文章，假如有，人们不会认为是作者操守有问题，而是会认为他脑筋出了问题。像《致加西亚的信》这样——满怀深情地歌颂富人、贬斥懒人与下等人、赞美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奴隶——这样的一本书，简直是振聋发聩，是上帝传来的声音。因为有了这本书，老板们更加巩固了自己是上等人的自信，更加坚信那些可怜的职员们都是些废物、白痴、懒虫、忘恩负义者和低能者。数不清的老板第一次对下属们展示了平时只有对妓女才有的慷慨，他们自己掏腰包，买了十几本、乃至上百本《致加西亚的信》，神情傲慢而又略带诡密地散发给员工。对有些员工来说，这是他们自为公司打工以来，唯一的一次“免费的午餐”。《致加西亚的信》鼓舞了所有自命不凡的老板们，他们摩挲这这本做得跟童书一样的小册子，第一次对一本印刷品产生了欣赏之情。高踞在大班台后面，他们鄙视地看着劣等的职员们神色惶然地翻阅这本浅黄封皮的小书，心里在暗笑：“卖命吧，小子们！要知道是谁养活了谁？不愿去给加西亚送信吗？那就滚吧！世界上什么都有可能匮乏，但永远不会缺少愿意卖命的人。”

　　还有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虔诚地在灯下苦读着这本明明非常浅显的读物，试图挖掘出它蕴涵着的伟大真理。他们幼稚、缺乏经验、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天天疲于奔命，寻找工作，对前途布满深深的沮丧感。他们一边读着这本“伟大的励志圣经”，一边谴责着自己的无知与无能。

　　但是，这一切，却瞒不过我。我在这世上看到过太多的漂亮谎言，这本小册子所编织的彩色光环，对我是无效的。我并不是涉世不深的大学生，我偏偏就是要问：凭什么要我去送信给加西亚？

　　在过去的漫长时间里，我曾在若干家公司长期担任副职，是老板手下的第一人。因此，我常常能深刻体会到老板与职员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感受。仅以我自己在商界历练多年的经验来看，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目前商界的特别条件下，老板才是最劣等的人、最愚蠢的人、最无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最轻易上当受骗的人、最不会运筹资金的人、头脑最空虚的人、生活最乏情趣的人、说话最不算数的人、最缺乏同情心的人、最爱听逢承话的人、最喜欢亲近小人的人。而职员们，则绝大多数都是正直、善良、敬业与具有正义感的正常人。

　　我在看《致加西亚的信》时，已经大略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所以没有激动，也不感到惊奇，我像在看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撒谎。他振振有词，他天花乱坠，他正在把黑的说成白的，他一肚子心机，却做出赤诚的样子。我在想：他在骗谁？我不禁想起了我曾供职的一家公司，一家农业公司。我在那里的经历，恰恰能给我的疑问以最有力的支持。无论这个商业世界如何完善，如何奠定了万世的基业，如何将成为我的子子孙孙必将就范的唯一社会形态，我还是要问：凭什么要我去送信给加西亚？

　　我认为，奴隶制的时代早已终结。我们生而为人，有权利问一个为什么——那些在我们头顶挥舞着经济皮鞭驱赶我们卖命的老板，是如何坐上他们的位置的？等到这个问题有了不必遮遮掩掩的答案之后，我再来考虑要不要去给加西亚送信也不迟。

　　我曾供职的那家农业公司，当头儿的是个中年女老总。一般地说，女人是心善的。但资本的原则可以完全改变一个女性，使她成为丧尽天良的恶人。在这部书里，我要讲一个她向农夫卖西瓜种子的故事。我想，假如用事实来说明一个道理，可以避免思辨的多义性。在一件事情的面前，想颠倒黑白，往往是不太轻易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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